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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39 : Museumizing Imagination
Photography as Ethnographic Method: The Anthropological Photographic Archives i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2
攝影作為民族誌方法:日治臺灣殖民地人類學的寫真檔案(二)
December 4th, 2018類型: Image
作者: 陳偉智, 蔡牧容 (翻譯) 編輯: 鄭文琦
出處: 《現代美術學報》No.33
日本統治臺灣初始,臺灣原住民作為殖民者理蕃行政的對象,同時也是殖民地人類學的知識建構的對象。在殖民地治理與知識建構的展開過程中,也開始生產了民族誌影像檔案。臺灣原住民寫真檔案的形成,同時是殖民理蕃機構的官方民族誌與近代人類學運用攝影作為民族誌方法的產物。日治時期的人類學影像經驗,除了作為原住民治理的紀實攝影記錄外,也是人類學以類型民族學影像,建構族群分類知識的再現紀錄。本文透過殖民統治初期的理蕃機構與人類學家的民族誌影像的分析,討論官方的紀實攝影以及類型影像,並進一步透過人類學家田野日記中記錄的田野攝影經驗,討論影像檔案的生產過程及被拍攝者的反應。

三、官方機構的民族誌與人類學影像

現在剛好是臺灣始政四十週年,為其紀念,拍攝日漸變遷的蕃族風習與理蕃現狀,加上蕃地景觀,以「蕃界展望」為題,發行本寫真帖。(註1)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1935

1895年9月10日,在臺灣總督府內的總督樺山資紀首次蕃人會見現場,招來攝影師留下影像紀錄,見證此一歷史性事件。照片的攝影者,是從軍攝影師遠藤誠。此次總督會見蕃人的照片,收入了隨後在1896年由遠藤誠編輯,標誌著殖民統治開始而出版的《征臺軍凱旋紀念帖》。此攝影集紀錄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集結軍隊、搭乘軍艦渡海、臺灣登陸、臺北城內外、始政式、以及南下臺灣征討過程中一系列事件的影像。(註2)

總督會見蕃人這類的攝影,在日本統治臺灣一開始,就已發揮了紀實攝影的重要功能。亦即透過攝影,為正在進行中的歷史事件留下「現場」的見證,這些現場的影像隨即在事後成為殖民統治政策的宣傳素材。換言之,在日本統治臺灣的一開始,官方殖民者的歷史的攝影(photography of history),即是殖民官方的攝影歷史(history of photography)。(註3)《征臺軍凱旋紀念帖》中的原住民影像,一方面是作為殖民者統治臺灣的宣告紀錄;另一方面,也預示此後總督府殖民政策,特別是理蕃政策,其推行過程中形成的官方民族誌(official ethnography),原住民將同時成為政策施行的對象以及被拍攝的對象。這些影像檔案,也將是殖民官方自我宣傳的素材。樺山總督蕃人會見的照片,1926年收錄在樺山總督的傳記《臺湾史と樺山大将》。(註4) 另外在1937年,又收錄在作為1920年代總督府臺灣史料編纂計畫的延伸,由總督府官員井出季和太編寫的《臺灣治績志》中。(註5)

同時,殖民地人類學運用類型影像(type photograph),形成當時知識建構重要的民族誌方法。1898年4月,伊能嘉矩在由當時臺灣總督府理蕃行政相關官員在臺北組成的蕃情研究會發會式上發表了〈臺灣各蕃族開化之程度〉(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の開化の程度)一文。(註6) 在文中伊能嘉矩依據其自1895年11月到臺灣以來的調查資料,包括其於1897年所進行前後192天的全島調查,提出了全部臺灣原住民的種族分類,並且在比較民族學的視野中,討論各種族的進化程度。

在蕃情研究會的演講中,伊能先針對臺灣蕃族的「分類系屬」提出分類表,將「共有某種特殊性質的(蕃人)集成一體,再依據其共有特徵的遠近,劃定系統上血緣的遠近」。(註7) 1898年5月,伊能進一步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發表〈臺灣通信〔第22回〕臺灣各蕃族的分布〉(臺灣通信〔第22回〕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の分布)。文中除了臺灣各蕃族的分類系屬表之外,並進一步說明各蕃族的分布區域與文化特質。(註8) 伊能以「群╱族╱部」的樹狀階層系屬表,將臺灣原住民區分為四群八族21部,並說明各群的分布地以及體質、文化社會與語言特徵。1900年伊能完整的調查報告書《臺灣蕃人事情》由總督府出版。(註9)

伊能建構的臺灣全島原住民分類,其中的「族」分成「Ataiyal、Vonum、Tso’o、Tsarisen、Payowan、Puyuma、Amis、Peipo」(泰雅、布農、鄒、查利先[魯凱]、排灣、卑南、阿美、平埔)八族,若加上鳥居在1897年調查的蘭嶼雅美族(Yami),一共九族。總督府以伊能的調查與民族誌《臺灣蕃人事情》為基礎,繪製了臺灣原住民的九族分布圖,並成為總督府人口統計中原住民分類依據。殖民統治逐漸累積關於臺灣原住民的族群分類、人口、分佈地、社會文化特質、乃至影像的殖民檔案,殖民地人類學知識生產,於焉形成。(註10)

Fig. 5: The image that was shown in the Savage Intelligence Research Association Conference in 1898. Source: 臺灣島蕃族 (Taiwan Island Savage Tribes), 《蕃情研究會誌 (The Journal of Savage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1, 1898

伊能自己似乎並沒有帶著攝影機進入田野,但是卻蒐集了不少當時總督府拍攝或是其他來源的原住民照片圖像。(註11) 在蕃情研究會的發會式中,展示了平埔族以外的八族,由單一人物的半身像或是頭像代表該族所拼貼組合的「臺灣島蕃族」影像。其中,泰雅族為一男一女,鄒族、布農、查利先(魯凱)、排灣、卑南、阿美、雅美各族為一男子。泰雅男子為出身臺北近郊的屈尺部落,女子則是出身埔里附近巴蘭社。透過照片的拼貼,臺灣原住民的影像被匯聚在同一個範疇(「臺灣島蕃族」)。

在蕃情研究會展示〈臺灣島蕃族〉(圖5) 的影像之後,官方出版的民族誌或是理蕃政策專論,原住民的影像檔案成為重要的內容。例如,1905年文明史觀歷史論著家竹越與三郎,受總督府委託撰寫《臺灣統治志》,用以宣傳日本殖民地統治的成績。竹越在論述〈生蕃狀態與蕃地開拓政策〉一章中,依據伊能嘉矩的分類,分別論述臺灣原住民各族。同時在書前所附的照片,就各族群別,採用總督府以及森丑之助拍攝的照片,以半身正面、側面人像,呈現體質特徵與文化特質。(註12) 竹越的專著稍後也經翻譯,刊行英文版Japanese Rule in Formosa以便國際宣傳。(註13) 英文版中的原住民照片,則用在介紹「生蕃與其領域」(The Savages and their Territory)一章內。

竹越出版此書之際,臺灣總督府也改變了理蕃政策。從首任總督樺山資紀以來的綏撫政策,在1903年後轉變為封鎖圍堵的政策,理蕃行政改由警察機構專責,並實施了嚴格的蕃界禁令,防堵原漢接觸。這樣的態勢,在1906年第六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上任後,更進一步實施軍事鎮壓,特別是針對總督府認定的「北蕃」,亦即大致上是泰雅族的分佈區域。1910年開始實施五年理蕃計畫,針對臺灣北部,分佈在宜蘭、桃園、新竹、苗栗、臺中之間山區的泰雅族,進行數次軍事討伐。此時臺灣總督府蕃務本署出版的《理蕃概要》採用伊能的族群分類,也特別針對泰雅族的自然環境、部落組織、文化特質多加著墨。同時,另出版了英文版論述此一階段理蕃行政的《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以對外說明與進行宣傳。(註14) 此一對外宣傳的專論中,延續之前的九族分類,其中所附的照片,有不少是森丑之助所拍攝,主要是泰雅族部落的原住民體質特徵、山區聚落環境、文化特質的影像。除了原住民的圖像外,也用影像紀錄了總督府的動員軍隊、警察、隘勇、人伕,在山區進行隘勇線推進的情況。在英文專論中,特別提到臺灣原住民目前雖然是九族的分類,但是根據蕃務本署的新調查,認為應該將原先伊能嘉矩所分類的「查利先、排灣與卑南」三族,都納入「排灣」中,而賽夏族可能納入泰雅,或是平埔族的分類中,尚待進一步的調查。(註15)

臺灣總督府蕃務本署的調查與重新分類,隨後反映在森丑之助1915年由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出版《臺灣番族圖譜》所使用的族群分類。(註16) 或者應該說,森丑之助對於伊能嘉矩分類的修正,反映在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時代的理蕃行政的官方分類。森丑之助提出的六族分類(泰雅、鄒、布農、排灣、阿美、雅美),也以之作為臺灣原住民影像的族群別整理原則。例如在森丑之助的《臺灣番族圖譜》姊妹篇《臺灣蕃族志第一卷》中的「臺灣蕃人的種族與蕃社戶口」,即以六族為「生蕃種族人口別」的人口統計分類,同時並附上代表各族男女頭部正面或側面的照片。(註17) 1915年,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長內田嘉吉指示森丑之助出版《臺灣番族圖譜》,以紀念五年理蕃事業。森丑之助的《臺灣番族圖譜》原先計畫依據族群別與主題出版十卷,但因故最終只出版了兩卷。《臺灣番族圖譜》的第一卷(泰雅與布農)與第二卷(鄒、排灣、阿美、雅美)的人類學影像,主要是森丑之助從1903年到1915年之間拍攝的臺灣原住民與分佈地生活環境的照片,少數為其他總督府土木局、殖產局、專賣局技師所提供,拍攝者與拍攝時間、地點都一一註明。這些照片有部分在稍早前的總督府出版品中曾刊登,或是曾被製作成寫真明信片在市面上流通。在《臺灣番族圖譜》中,森丑之助依據族群別分類,同一族群內包括不同部落的影像,除了聚落與周邊地形的自然環境外,佔最多數的還是人像正面、側面影像,以及展現各種文化特質,如織布、射箭法、家屋、首棚等的影像。

森丑之助在《臺灣番族圖譜》的族群別人類學影像的分類方式,實際上延續了最初伊能嘉矩在官方民族誌中的分類原則,但包含了更多的同一族群內的自然、地形、聚落、文化特質的影像。同時,森丑之助所拍攝的人類學影像,也有不少似乎是要求原住民擺設特定姿勢,用以呈現特定文化特質(例如男子射箭法、女子織布法等)。

1935年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輯的《臺灣蕃界展望》中,呈現的原住民影像編輯排列方式,繼續沿用相同的影像整理方法。(註18) 事實上,根據理蕃課編輯《臺灣蕃界展望》「例言」的說明,理蕃課是有意識地繼承森丑之助1915年的《臺灣番族圖譜》,試圖呈現「理蕃現狀」與日漸變遷的「蕃族風習」。(註19) 1935年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的臺灣原住民分類,新增了「賽夏族」,這是原先被伊能嘉矩與森丑之助認為只是歷史上住在山下的平埔族群道卡斯族為避難遷移入山區的後裔而已。(註20) 但此時,官方別立為一新的原住民族。《臺灣蕃界展望》也如同《臺灣番族圖譜》,以族群別為編輯方法,拍攝的影像包括了該族群的典型居住地形、聚落、家屋、生業、文化特質,體質特徵等,也有應該是被攝影者要求的特定姿勢照片。

官方的攝影,主要是作為理蕃政策的見證。一方面透過鏡頭,安穩地將各地山中的蕃社與蕃人留在照片中,隨後在臺北或東京,進行整理、編輯、出版、展示與流通。另一方面,也經過新的科學分類,將原住民重新依據族群別的方法,以種族或是族群別為單位,加以秩序化。(註21) 臺灣原住民在總督府理蕃行政與殖民地人類學的知識生產過程中,成為如同法國人類學家與哲學家拉圖(Bruno Latour)所言的「不可變的可移動體」(immutable mobiles)。(註22) 各族群在原居地的社會文化脈絡被抽離了,照片中的影像如同人類學家在田野現場寫在筆記簿中的觀察、訪談與紀錄的文字,或是體質測量的數值。各地方原住民生活整體,被轉化成分布地圖表、人口數值、可單項拆開來逐一比較分析的各種文化特質、頭型指數、膚色深淺等,方便加以分析、歸納、比較,確定族群分類,同時並標示其文明進化程度。

從蕃情研究會的「臺灣島蕃族」到理蕃專責機構成立後的《理蕃概要》、《臺灣番族圖譜》與《臺灣蕃界展望》,以及總督府的對外宣傳品中的原住民圖像,相對而言是比較靜態的圖像檔案,旨在呈現臺灣原住民的一般狀態。在20世紀初,總督府改變了既有的綏撫方針,採取攻勢,特別是在隘勇線推進與五年理蕃計畫期間前後,在隘勇線包圍網的前進過程中,同時留下了許多針對蕃社的軍事行動討伐紀實攝影。北部泰雅族分布在宜蘭、新竹、桃園、臺中之間的山區部落、東部太魯閣、阿美、南部排灣、魯凱族等,都曾經在殖民政府的槍砲與鏡頭中,同時被射擊與拍攝(shooting)。如同1895年的征臺之役所留下的《征臺軍凱旋紀念帖》,這些理蕃事件的軍事討伐影像紀錄,如《臺灣生蕃種族寫真帖 附理蕃實況》(1912)、《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1912)、《討蕃紀念寫真帖》(1913)、《大正二年討伐軍隊紀念》(1913)、《太魯閣蕃討伐軍隊紀念》(1914)、《霧社討伐寫真帖》(1931)等,除了記錄事件之外,也自證理蕃計畫的成就。(註23) 這些理蕃事件影像,除了呈現總督府調派軍隊與警察隊的動員實況、山區戰略兵要地形、山區布陣與戰術運動的紀實攝影外,也不無人類學家Peter Pels所說的「民族誌的契機」(ethnographic occasion),在事件中登場的鏡頭動態地呈現了原住民部落的地理區位、自然環境、生態條件、與部落人文景觀。(註24)

 

四、類型攝影與殖民地人類學

作為標準型的或者是有極端的特徵的,則拍攝照片。拍攝半身像的正面與側面,以及全身三種照片。特別是側面照相,便於以之測定顏面或鼻的角度。(註25)

—森丑之助,1912

Fig 6: Mori Ushinoke, 臺灣蕃人的種族 (Race of Taiwanese Savage) type photograph. Source: Mori Ushinoke, 《臺灣蕃族志 第一卷 (The Book of Taiwan Savage Tribes, Volume One)》. Taipei: SMC Publishing, 2008 (1917), title page plate

1912年,森丑之助曾在一篇關於臺灣原住民調查方法的論文中,介紹他與鳥居龍藏的調查方法,並說明其拍攝照片的重點。在〈關於臺灣蕃族調查〉(臺灣蕃族の調查に就て)一文中,森依據調查項目變異程度難易的程度,加以分項排列說明,從相對穩定不易變異的項目到容易因環境或接觸而改變的項目,計有:體質、古物遺跡、神話口碑等創世或原始傳說、慣習、言語、土俗、古歌俗謠。(註26) 其中,被森認為最不容易因時間或是環境而改變的,是體質特徵。「體質」調查的項目,主要是指「生體測量」,特別是鼻型、膚色、頭髮等特徵。森的方法以數人或數十人測量,記錄測量數值,求其平均數,並將之作為其標準型(standard type)。同時作為標準型的或者是有極端的特徵的,則拍攝類型照片(type photograph)。在攝影時,以拍攝半身像的正面與側面,以及全身三種照片為主,其中特別是側面照相,便於以之測定顏面或鼻型角度。(註27) 在體質特徵的調查上,除了測量的數值紀錄外,攝影是呈現體質特徵標準型的重要方法。森所拍攝的原住民影像,即表現在《臺灣蕃族志第一卷》中「臺灣蕃人的種族與蕃社戶口」的原住民各族男女的頭部照片,呈現正面與側面的類型特徵 (圖6)

森丑之助拍攝正、側面的體質標準類型的方法,稍早的鳥居龍藏在田野中即已使用。1896年鳥居第一次到臺灣東部調查時,拍攝的東部各族的照片,以及1897年第二次來臺灣到蘭嶼調查雅美族,拍攝的單一族群的照片,其中有許多拍攝頭部的正面、側面,以及全身像的照片,即是在獲取人種標準型的類型攝影的民族誌方法。

另外標準型的類型攝影的照片,在伊能嘉矩的民族誌影像使用上也可見同樣手法,例如蕃情研究會的「臺灣島蕃族」組合照片 (圖7-11)。目前沒有伊能嘉矩是否使用攝影機的紀錄,但是其民族誌與殖民地人類學與歷史學知識建構,卻常常使用影像資料,除了深知人類學影像的效用與影響力之外,事實上伊能嘉矩在殖民地統治初期人類學類型影像的使用,與其臺灣人類學知識的族群分類理論建構息息相關。

伊能喜歡使用影像資料作為民族誌方法,在其為數眾多的人類學與歷史民族誌論文中,往往搭配了表現文章主題的民族誌圖像,除臺灣外,也常常使用世界民族誌的圖像資料。在類型族群的基礎上,進行比較民族誌的探討。以下以1898年4月伊能在蕃情研究會初次發表臺灣原住民族群分類以及進化程度研究成果時所使用的圖組來說明。

在蕃情研究會的發會式中,展示了平埔族以外的八族,由單一人物的半身像或是頭像代表該族所拼貼組合的「臺灣島蕃族」影像。這些照片,大致上是1895年至1898年之間所拍攝,伊能所留下來數冊的《寫真帳》以及《臺灣風俗寫真一括》中仍保存原來的照片五張。以下臺灣原住民半身人像與頭部照片的圖組中,左側是伊能在《寫真帳》與《臺灣風俗寫真一括》相片簿中的照片,右側是以擷取左側照片頭像部分放大後的照片。

伊能在蕃情研究會的「臺灣島番族」圖像組中,將屈尺的男子與埔里巴蘭社女子,同樣放在其所分類出來的「泰雅」族群範疇內。這樣的人種標準型態的圖像組合方式,在之後成為臺灣總督府再現臺灣原住民圖像時常用的形式。在官方民族誌攝影的森丑之助《臺灣蕃人圖譜》與警務局理蕃課理蕃之友會的《臺灣蕃界的展望》,呈現將同一族群的各部落歸納在一起的操作。森丑之助將被分類在同一族群中的各社代表,即便分佈在不同的地理區域,亦皆排列在同一族群範疇中,例如,泰雅族包括了北部屈尺、中部霧社、乃至東部大魯閣的部落。

除了人類學者外,臺灣總督府理蕃行政的對外宣傳中使用的臺灣原住民的影像,也使用標準型人物頭部照片,例如《臺灣統治志》(Japanese Rule in Formosa)以及《理蕃概要》(Reports on the Control of Aborigines in Formosa)等。在參與博覽會,提供的參展品中所使用的原住民影像,也是以族群別類型人物頭部照片來呈現臺灣原住民,例如1900年於巴黎萬國博覽會參展的〈臺灣蕃人肖像〉,以蕃情研究會的〈臺灣島蕃族〉為底本改繪,以及1903年參加大阪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臺灣總督府設置的臺灣館,其中的臺灣原住民影像,即以族群別的人物男女各一的頭部照片並置,呈現體質與文化特徵。(註28)

特定單項文化特質被比較、影像照片被擷取部分、並置,影像成為殖民地人類學的重要民族誌方法,呈現與遠方跨域人群的類緣關係;或是並置合聚,共同構成〈臺灣島蕃族〉、〈臺灣蕃人肖像〉,或〈臺灣蕃人的種族〉的整體。伊能嘉矩裁切各族群代表的頭像並置,鳥居龍藏擷取東部原住民各族群的人像,或是局部的髮式、刺青圖案進行比較民族學研究,以及森丑之助擷取各族群人物頭像照片分類,同樣都在進行轉譯操作,而臺灣總督府(或臺灣人類學會)與東京人類學會,則成為轉譯操作的「計算中心」(center of calculation)。(註29)

Footnote
註1. 鈴木秀夫,《臺灣蕃界展望》。臺北:理蕃之友發行所,1935。
註2. 遠藤誠編,《征臺軍凱旋紀念帖》。東京:裳華房書房遠藤寫真館,1896。
註3. 歷史攝影(photography of history),意指對於歷史紀錄與歷史意識,宛如攝影一般,除了有其物質性外,也受到了攝影者的主觀視角,以及被攝者對象的存在狀態,乃至於兩者間的社會關係的影響。本文援用此概念呈現人類學知識與日治原住民影像檔案的複雜性。參見Eduardo Cadava, Words of Light: Theses on the Photography of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註4. 藤崎済之助,《臺湾史と樺山大将》。東京:国史刊行会,1926。
註5.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1937。頁240。
註6. 伊能嘉矩於1898年4月23日的演講紀錄,見〈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の開化の程度(蕃情研究會に於ける伊能の說)〉,《臺灣新報》486,1898年4月26日,第2版、《臺灣新報》489,1898年4月29日,第2版。
註7. 伊能嘉矩,〈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の開化の程度〉。
註8. 見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22回) 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の分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46(1898):301-307。
註9. 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臺灣蕃人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00。
註10. 關於關能嘉矩的殖民地臺灣人類學知識建構的歷史與影響的分析,見陳偉智,《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註11. 關於伊能嘉矩蒐集的臺灣影像資料的介紹,見小林岳二,〈關於本書收輯的影像〉,陳文玲譯,收於日本順益臺灣原住民研究會編著,《伊能嘉矩收藏臺灣原住民影像》。臺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出版,1999。頁61-64。
註12. 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東京:博文館,1905。
註13. Takekoshi, Yosaburo (竹越與三郎),Japanese Rule in Formosa, trans. by George Braithwaite. London: Longman, Green, and Co. 1907. pp210-233.
註14. Government of Formosa. 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 Taihoku: Bureau of Aborigi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Formosa. 1911.
註15. Government of Formosa. 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 “Introductory Note.”
註16. 森丑之助,《臺灣番族圖譜I-II》。臺北:南天書局,1994(1915)。
註17. 森丑之助,《臺灣蕃族志 第一卷》。臺北:南天書局,2008(1917)。
註18. 鈴木秀夫,《臺灣蕃界展望》。
註19. 鈴木秀夫,〈例言〉,《臺灣蕃界展望》。
註20. 關於平埔族道卡斯族遷徙與改變認同的論述,以及此一理論呈現了保留原狀的文化觀,見陳偉智,《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頁92。
註21. 在人類學史上,使用民族誌影像建構人類學知識,進行人群分類,往往呈現了早期人類學發展階段時,與民族國家或殖民國家的統治之間的密切關係。見:David Green, “Classified Subjects: Phot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The Technology of Power,” Ten-8 14(1984): 30-37. “Veins of Resemblance: Photography and Eugenics,” The Oxford Art Journal 7(2)(1985): 3-16。
註22. Bruno Latour的「不可變的可移動體」(immutable mobiles),現象或物件被轉譯到不同脈絡中,在抽象化過程,轉變了存在方式的物件、現象等,以此不同脈絡中的事物,可以匯集在一起並被運算。見: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註23. 日治時期官方寫真帖中,呈現臺灣的特色時,原住民常常是重要的主題。另外,針對重要事件,例如理蕃事件,往往也都派遣攝影師同行,並出版寫真帖。關於日治時期的寫真帖的介紹,見徐佑驜,〈臺灣寫真帖中的臺灣視覺論述〉,《攝影之聲》,12(2014):16-29。
註24. Peter Pels,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ographic Occasions in Late Colonial Uluguru,”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8(1-4)(1994): 321-351.
註25. 丙牛生,〈臺灣蕃族の調查に就て〉,《臺灣時報》30(1912):12。丙牛生即為森丑之助的筆名。
註26. 丙牛生,〈臺灣蕃族の調查に就て〉,頁11-14。
註27. 丙牛生,〈臺灣蕃族の調查に就て〉,頁12。
註28. 月出皓編,《臺灣館》,伊能嘉矩校閱。臺北: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臺灣協贊會,1903。
註29. Bruno Latour的「計算中心」(center of calculation)概念,意指轉譯各地的脈絡中的物件、客體、現象等,匯集在一起變成數字、圖表、地圖、影像的知識生產中心,轉譯的方法常透過視覺化的策略實施。 見Latour, Bruno. “Visualisation and Cognition: Drawing Things Together.” Knowledge and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and Present, 6 (1986): 1-40.
See Also
攝影作為民族誌方法:日治臺灣殖民地人類學的寫真檔案 (《現代美術學報》No.33 ) ,陳偉智
攝影作為民族誌方法:日治臺灣殖民地人類學的寫真檔案 (一) 《群島資料庫》 ,陳偉智
攝影作為民族誌方法:日治臺灣殖民地人類學的寫真檔案 (三) 《群島資料庫》 ,陳偉智